【《封神演义》中的教派之争与天数观】 (第2/2页)

截教和阐教同为鸿钧门下，争斗却最为激烈，令释道之争都相形见绌，这使我想起了鲁迅的几句话：“爱国之士又说，中国人是爱和平的。但我殊不解既爱和平，何以国内连年打仗？或者这话应该修正：中国人对外国人是爱和平的。”（见《补白》，收于《华盖集》）当然，道教之于佛教也并不和平，只不过略见诸辞色，比起教内之争来要轻微得多了。“自家相杀和为异族所杀当然有些不同。譬如一个人，自己打自己的嘴巴，心平气和，被别人打了，就非常气忿。但一个人而至于乏到自己打嘴巴，也就很难免为别人所打，如果世界上‘打’的事实还没有消除。”（见《忽然想到（十一）》，收于《华盖集》中）心平气和的结果是心安理得，对于“窝里斗”，大家既已司空见惯，也就见怪不怪了，所以慈禧能够堂而皇之地“借师助剿”，并最终把太平军消灭。宗教本是产生于政治压迫之下并最终成为政治奴隶的东西，其道理与政治也是相通的，倘若把研究政治的方法移之宗教，你就会发现，中国本土的道教之所以长期为印度来的佛教所压制，和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的原因，实在没什么两样。
　　
　　《封神演义》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好讲天数。为什么要讲天数？这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方面的问题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庄子、孟子、韩非之类的学者方士，是不怎么讲天数的，即使偶尔提及，也只是拿来利用，并不拜倒在天数旗下。大抵那个时候诸侯纷争，邦无定主，所以士人们都颇有些“野性”。可到了西汉，事情就发生变化了，封建社会好像一个很大的驯化场，它能够将狼变成狗，将野猪变成家猪，尤其董仲舒先生为大家建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，把百家都圈回到儒术来，其功劳更是不容忽视。待“圈猪运动”完成之后，董先生就向群猪开讲了，从上天降命、天人相应、灾异符瑞、阴阳四时讲起，直到兴礼乐行教化，于是群猪恍然大悟：“原来我太祖高皇帝的位子，是老天给他定下的，寻常人坐不得，一坐就是篡逆，啧啧，啧啧。”或者偶有一两头猪不安本分，想得多了点，那就索性屠宰了事。我想，统治者如刘邦、刘秀、朱元璋，是未必信天的，否则他们断不会在被压迫的时候起来反抗，至于项羽所言：“此天亡我，非战之罪。”那纯粹是无知匹夫的昏话，由此足证项羽之败并非偶然。但是，正因为他们不信天，对所谓的“天数”冷眼旁观，所以才能深刻了解到提倡天数对统治者本身的好处，而待到他们当上皇帝的时候，也就只有继续发扬了。
　　
　　附：《封神演义》是由元代《武王伐纣平话》发展而来，现存最早刻本为明万历（1573-1620）金阊舒载阳本，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中。成书年代不可考，或云在《西游记》前，或云在其后，可能后一种说法较稳固些，鲁迅在《中国史略》中断为明隆庆（1567-1572）、万历间，大抵不错。作者有两说，一说为“钟山逸叟许仲琳”，依据即舒载阳本上的题名，许仲琳事迹亦不可考，若据“钟山”二字，则当为江苏南京人；另一说为明代道士陆西星，虽证据不少，但终究没有版本上的直接依据，所以不如前者可靠。